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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庚香:树立文化自信,打造“文化软实力学”

2017-03-31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等社会生命体的灵魂与血脉,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引导、思想气质、精神风貌、意志品质和形象魅力,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发展的创造力、适应力、凝聚力、竞争力和决胜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除了“不忘初心”的慷慨誓言,同样掷地有声、振奋人心的一个论断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第四个自信。

  相对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政治控制力的强大、军事力量对比的优势等硬实力因素,在更加体现为综合实力竞争的现代社会,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作用更加凸显。树立文化自信,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任务更加迫切、意义特别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全局性,表明提升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发展战略。“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体现出全球性视野、战略性布局和外向性思考,对于我们解决“挨骂”问题、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拨云见日”“吹糠见米”之效。因此,在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选择上,我们需要抓住“文化软实力”这个“牛鼻子”,建设“文化软实力学”,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一、“软权力”与“文化软实力”两个大棋局

  在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看来,“国与国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大家都在进行软实力的竞争”。“这场战争主要是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征服之战,旨在确保对那些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产量极低甚至没有的国家及民众实施影响与梦想的控制;同时,这场战争也是通过文化与信息的传播来赢取新的地区影响力而展开的战争。”“因此许多国家作为博弈者已然卷入这场文化大战之中。全球化以及由互联网带来的贸易格局的重构导致贸易各方力量的变化。客观上,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如此看来,文化战争已经打响。”可以说,“世界文化大战已经爆发”。在马特尔描述的这场“文化战争”中,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法,其实展现了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战略博弈的两个大棋局。

  (一)美国之于“软权力”

  1.“软权力”的提出

  “软权力”的提出,最初不过是基于计算机软、硬件的区分,但是“很高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由此盘活了传统的“权力”概念,给人以耳目一新、眼前一亮之感。奈在1990年《对外政策》杂志上提出“软权力”的概念,他认为,与直接发号施令的强制性权力不同,这是一种间接运用权力的方法,奈称之为“同化式权力”。同化式权力源自一国价值理念的吸引力或者取决于一国能够塑造体现别国政治偏好的政治议题的能力。奈当时之所以提出“软权力”概念,是因为在美苏争霸之后的中美博弈中,美国陷入了霸权需求与“国际权力”不足的窘境,美国有国力不逮之感。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奈指出:“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区别不过是行为性质与构成权力的资源的实在程度不同而已。”“两种实力均是通过控制他国行为而实现其目的的不同能力。”在上述意义上,软实力与硬实力一样同操纵和控制相关联,无疑是以软实力之名行控制他者之实。

  马丁指出:变成了社会“现代性—传统的划分,生活全新的主要原则。”“工业化标志着现代性的到来和发展,现代性更像不断扩展的宇宙,处于不断地运动之中。”“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与之相应,为提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全球实力最强的接力棒传至美国之前,一直都掌控在欧洲的手中,尤其是主要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及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从 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至 20世纪中叶,欧洲一直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塑造着世界历史。欧洲活力的源泉就在于工业化及其殖民征服的扩张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兴崛起大国的美国,实际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并充当起了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纽带与桥梁。这一方面使其表现出了西方世界的理念,另一方面也缓和了同英国的潜在竞争关系。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一直都为西方所主导,首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对于美国来说,在历史“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当年处于最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当今的美国相提并论”。而美国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世界影响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基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其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奈对“软权力”理念大加宣扬并引起人们关注是在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二是伊拉克战争即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前后。在这两个时期,奈的一个命题有两种意愿:前一个时期是为美国的窘境辩护,后一个时期则是为美国的困境找出路。面对美苏争霸时期苏联的攻势,在美国国力衰退之际,奈提出“软权力”为美国辩护,怪世人有眼无珠;冷战结束后,争霸的格局被打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期而至的国际局势转瞬成就了美国的霸业。因此,就结果而论,奈所言不谬。作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仿佛获得了倍增器,无可限量。超强的实力自然产生超强的欲望,美国在全世界掀起狂澜,但“9·11”的发生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震惊了整个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美帝国的形象一落千丈。

  当前,约瑟夫·奈、布热津斯基、希拉里等美国精英阶层已经看到,单凭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无法维系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时,由于信息化浪潮和知识革命带来的影响,软实力的作用上升,硬实力的作用下降。人们的思想必然要受所处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布热津斯基感叹:“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

  2.“软权力”的特征

  在奈看来,国家的软权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因此,他的软权力观包含三种资源或者形态,即文化软实力、政治价值观软实力和外交政策软实力。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中,文化构成了软权力的基础,政治价值观构成了软权力的中间层面,而对外政策处于国家软权力的顶层。软权力三个组成部分的共性是,使用和平的手段吸引、劝说和引导其他国家顺从本国的战略意志,接受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在本国推行外交政策时不设置任何障碍,从而使本国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和政治价值观虽然具有软权力的属性,但由于对外代表着国家的身份、体现着国家的意志,所以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更突出其对外的影响和控制,并有实力、权力、控制力等附带的内涵。在奈看来,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无疑是构成“软权力”的重要基础。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认同的中心已经从形而上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转向形而下的生活方式。

  软权力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具有无形性的特征。在软权力的作用下,美国文化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世界受众的生活,进而影响、改变着他们的观念和思想。二是具有非强制性或人性化的特征。软权力“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制服和控制他人的头脑”。三是具有作用时间持久的特征。四是具有作用方式隐蔽的特征。布热津斯基指出:“在世界各大洲中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在他看来,这体现出美国文化对各国精英的吸引力。五是具有实施效果不确定性的特征。作为一种力量工具,文化软实力在对外政策中经常巧妙地使用,有时会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并与硬实力相结合,形成一种“巧实力”。

  (二)中国之于软实力

  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体现出中国国力的上升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境界:就历史而言,传承了中国“内圣外王”的“王道”历史传统;就现实而言,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挨骂”问题;就未来而言,是为了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或解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

  就中国历史而言,一般来讲,儒家主张“王道”,以仁政统驭天下;而法家则主张“霸道”,以严刑峻法威服天下。秦汉之后,开始实现“王霸”结合。到了宋代,明确了“王道”这条道路。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谋略中,霸道施以力,王道施以德。硬实力可以开疆拓土、攻城掠地,但由于人心未服,难有长效;软实力服人以德不以力,“不战而屈人之兵”。而“王霸之争”的结果是,中国选择了“王道”这条道路,坚信“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因此,“和”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国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一以贯之。

  但自1840年开始,中国由于鸦片战争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自然也就中断“王道”了。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人类历史上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为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提供了理论武器,指导我们分别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也必将指导我们解决当前面临的“挨骂”问题。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不同阶段的“时代主题”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们党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到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最终解决了对内对外“挨打”的问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理论依据,一是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此,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近40年的奋斗,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中国也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中国摆脱了“挨打”的局面;经过改革开放37年的发展,中国解决了“挨饿”问题;那么,在21世纪的第2个十年,由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或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则必须解决面临的“挨骂”问题。马丁·雅克指出:“很明显,中国正处于崛起之中,其心态已经从低调的平静变为越发的自信。”“200多年来,世界一直为西方所主导。现在,这一时代明显走向了终结。西方化的高潮已经远去。”他问道:“如果中国不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是有能力根据自身的需求、价值观、特征与历史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与形塑,那将会怎样?”这一提问震聋发聩。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盛的标志。从国家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层面看,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迫切需要,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认同、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迫切需要,是树立我国良好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增进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迫切需要。中国要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全球性世界大国,应汲取美国在文化软实力发展上的有效经验并借鉴其教训,让中国在世界上以“王者”而不是“霸者”的形象出现,以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国家发展最高境界。

  (三)软权力与软实力辨析

  我们承认,无论就内涵还是外延来说,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法,都不同于美国的“软权力”概念,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棋局,此“软”有别于彼“软”。要论文化软实力,就避不开约瑟夫·奈的Softpower,因为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不少,有软实力、软控制力、软权力等,仿佛一样,其实差别很大,就如“中国梦”和“美国梦”不是一种梦。

  一般认为,Softpower成为专有名词源于奈。不过,这个词的初始含义不是他发明的,奈曾表示他借用了别人的概念,而别人是谁,他则没有言明。但不管怎么说,将此词及其概念见之于书章,并使之流行起来的无疑是奈。1990年他出版了《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了《软权力》一文,对Softpower作了初步阐述和概括,其后又不断对这个新编词语进行了诠释和补充。奈认为,这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效仿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是“让他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者利诱的方式改变他方行为,从而使己方如愿的能力。从奈的释义和他 的运用方向来看,这种“力”多施加于他国,而非作用于本国,即便论及作用于己,也是反向思维,就是,因施于人而利于己。因此,若谈奈的Softpower,称之为“软权力”比“软实力”更为贴切。

  虽然美国学者奈的“软权力”理念受到了软件、硬件区分的启发,在理论构架上和概念清晰度上都还有许多不完善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地方,但为国际政治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念。这是20世纪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娱乐概念创新,就像中国在发展中盘活了“实事求是”“小康”“和谐”等传统概念一样,或许在传统的权力理念中这种东西本来就存在,但至少奈重新强调它,并唤起了人们的关注。Softpower在我国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中国人把这种概念命名为“软实力”,提出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有别于约瑟夫·奈的理解,并加以运用。

  1.“软实力”着力修内

  与其他来自西方的理念相比,Softpower一经传入便得到了中国人的普遍接受,这是因为它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人对这种“软”早有体会。两千多年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等思想,以及“王道”与“霸道”的观念,就是指重视“软实力”或忽视“软实力”而一味沉溺于“硬实力”的政治行为的注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理念是对政治价值观的重视;孙子兵法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论述则表现了对软、硬两种实力运用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的传统中,无论是针对国与国交往,还是治国理政,都不乏软硬并举、软硬兼施的思想和谋略。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承,让中国人对“软实力”概念少了些异类感。不过,将中国人的Softpower与约瑟夫·奈的Softpower相比较,会发现所思、所用均有所不同。

  首先,称谓有异、含义有别。约瑟夫·奈的Softpower是从“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这个角度提出的。请注意其中的“服从”二字,能够达成“服从”之功效的能力,无疑就是权力。而我国的重要文献以及学者研究和运用Softpower时,一直称之为“软实力”。权力和实力的区别在中文里是明确的。权力是一种强制力,不施于人便失去存在的价值;实力则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必然具有强制性,其具备强制性需要意愿,即运用主体的主观意图。

  其次,运用方向不尽相同。“软权力”的理论基础是统治全球思想,是“美国注定领导世界”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因此“软权力”的运用是纯粹外向的,谋求影响他国、使他国服从。而中国“软实力”的运用主要是内向的,目的是在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层面造就于社会发展中占主流的、具有主导作用的思想体系,引导或引领全民族朝着一个共同的、正确的目标前进,即一种对内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当然,作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中国的“软实力”自然也会对外产生影响。但中国人依循祖先的哲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国的文化,并不强加于人。换而言之,提高“软实力”重在自我修行,重在练内功,固然内功亦会外溢,但那是自然演进的结果。

  2.“软实力”强调文化特质

  我国学者认为,奈的“软权力”概念中,无论是文化的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还是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其内涵都可归之于大文化范畴。相对于“硬权力”的物质性表象,“软权力”属于精神及意识层面的存在。因此,我国学者的文章和官方文献的表述特别强调“软实力”的文化特性,称之为“文化软实力”,随即也出现了“区域软实力”“城市软实力”“企业软实力”等提法。从字面即可看出,这些提法都是在强调物质形态中的精神内涵的构建和提升,即以文化内涵的提高来促进物质载体的升级。现在,我国社会已形成一个共识:中国现代化进程时至今日,无论是大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问题,还是小到区域发展、企业进步方略,都将有赖于“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3.“软实力”着眼国际话语权建设

  话语权是一个传播学概念,包括理论、思想、价值、理念、议题、政策、主张的传播及影响力等。话语传播涉及“说什么”“谁来说”“何时说”“怎么说”等环节,衡量尺度是“说了算不算”。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设计),占据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使之导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从而达到宣传塑造形象的目的。

  国际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自己的目标,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为谋求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各国都在努力创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舆论环境。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表现,是衡量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国际话语权已然成为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战略制高点。

  近年,尽管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国际影响力也逐步扩大,但文化软实力依然比较低,西方强国掌控国际话语权的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充满偏见的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声音难以走出去的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在国际主流舆论中的形象依然不容乐观,面临的发展软环境仍然困难重重。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加高远的视野、更为深邃的目光,用国际话语权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问题,清醒地分析现状,深刻地寻找原因,有效地制定对策。

  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

  当今世界,大势渐明,美国失去霸主地位不可逆转,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不可避免。李洪峰在《美国战略家要读懂中国》一文中指出:“当代世界,中美两国都是具有战略雄心的国家。”“由于中美两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不但关系中美全局,而且影响世界大局”。“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阶段,战略重心仍然在国内。但这一战略阶段,也是国内大局同国际大局联系更紧密的阶段。在国内我们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国际我们将防止被拖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崛起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历史趋势,中国也必将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列强的和平发展之路,必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

  我们知道,“国强必霸”是500年来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国家建立起海洋霸权瓜分世界;17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异军突起称霸世界;18至19世纪英、法争霸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日相继崛起妄图征服世界;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国强必霸的逻辑是,拳头硬了就想打人,实力强了就要扩张,看见利益就要伸手。今天,如果仍然以西方500年来的历史逻辑来剪裁中国,就必然得出“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等结论。但是,我们认为,西方的逻辑是基于西方的历史得出的结论,不能用来剪裁中国的未来,也不符合中国逻辑,正如李洪峰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战略家要读懂中国,切实防止和减少战略误判,不能以美国之心度中国之腹”。

  我们坚信,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将第一次绕开“国强必霸”的逻辑,开辟出“强而不霸”的中国式富强之路。中国为什么能够做到“强而不霸”呢?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没有称霸的传统。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从文化基因看,中国文化中没有霸权主义的元素。武力征服不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才是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按照中国逻辑,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不仅不是强者的作为,恰恰相反,这是弱者的表现。

  在中国世界化的过程中,在中国重返世界的过程中,中国靠什么“服”世界?我们认为,力谋眼前,德谋长远。我们需要靠财力、靠军力,但也要靠智力、靠道德、靠思想、靠文化、靠规律、靠真理。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是说,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必然是以德(文化)为主,以力(经济军事实力)为辅。罗素曾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强调的就是中国的“德”文化特质。按照中国逻辑,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发展自己,中国的崛起不但不会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崛起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是在国际政治演进中终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筹码。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软实力显然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国家实力、国家权力的问题,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然而,必须承认,在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一重大战略上,我们的文化准备和理论准备还是不够的。在21世纪第2个十年的今天,中国早已摆脱了因落后、落伍而被奴役的命运,中华民族早已获得了精神上的自主自立。然而,文化自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人认为西方是富裕之邦,也“必是真理之地”;还有一些人把西方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不自觉地用西方标准来看待中国问题。在“西强我弱”的世界格局中我们还处于被动和防御的位置上,还存在思维的惰性和认识的滞后,缺乏积极建构的意图,缺乏整体对外文化发展战略。因此,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解决“挨骂”问题,必须成为我们的重大文化发展战略。

  (一)积极凸显价值主导战略

  提高文化软实力,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主导,充分展示文化魅力,不断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西方文化源于宗教文化,而中国文化则以国际精神为主干。“国际”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国际,以化成天下”。中华文化在21世纪要想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关键仍然在于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社会发展模式。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个“镜鉴”:一是国民党的失败,二是苏联的解体,三是“文革”的教训。以苏联为例,至今我们仍在追问当年发生了什么?谁之过?当年美苏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较量,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的对抗。美国决策层深知,如果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就能弥补军事力量的劣势。因此,美国要让全世界知道,美国的制度比苏联的更优越。在这场意识形态较量中,苏联始攻后守,最后解体,教训深刻。苏联解体是一场大悲剧,它将国际秩序的主轴连根拔起。在普京眼里,苏联解体是一场灾难,是一场使苏俄发展进程大幅倒退的灾难。那么,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中国在价值主导战略上必须有更高远的视界和更高明的策略。

  在西强我弱的现实语境下,如果说,我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走的是一种“迂回”战略,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价值观之争中,我们能否采取“正面强攻”的战略,通过平等的价值观博弈实现对我们的价值观认同,采用刚柔相济、攻守平衡的战略策略呢?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增强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关系,突出中国文化丰富、多样、博大、包容等特点,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中外关系,即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世界眼光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尊重世界各国人民,无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都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友好合作,注重文化的世界性或全人类性,以利于不同文化的沟通和共鸣;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古今关系,即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推进文化创新的关系,增强我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努力弘扬时代精神、推进文化创新,发挥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总之,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文服人,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和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

  (二)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战略

  文化体制改革战略,旨在打造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体制基础。当前,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也要把握好三个维度,把“文化例外”的政策内化在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一是意识形态的维度,二是市场的维度,三是文化软实力的维度。这三个维度对文化体制改革的侧重要求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维度强调的是“文化例外”,市场的维度强调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和市场的文化需求,而文化软实力的维度强调的则是参与国际竞争。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美国文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一种分散和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体制。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各类非营利的基金会投入公共艺术以及公共文化设施,以便保持流行文化与高雅艺术之间的平衡,防止流行文化的过度市场化而使国外精英失去对美国文化的兴趣。其运行机制也非常灵活,没有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对立,可以是非营利的,也可以是商业性的运行,促使美国文化发展快速而又平稳。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何在?我们认为,关键在于竞争力的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来做好工作,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重视文化软实力的维度,就要求我们继续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的要求,同时按照“决策、执行、评价监督三分离”的原则,设置一种有利于资源开放性配置、社会化大系统循环乃至全球文化系统循环的现代管理体制机制,变“两分法”为“三分法”,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之间再分类,使政府、社会、市场分别成为三类文化的主导力量,这将成为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口。

  (三)精心打造文化品牌战略

  在实施文化品牌战略过程中,要注重三性:个性、人性和兼容性。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就必须打造国内外受众能够自愿接受的独具魅力、雅俗共赏的文化品牌。首先,要重视塑造文化品牌个性。文化品牌个性实际代表文化的差异性和优异性,鲜明的个性更容易使文化品牌在受众心中引起感情共鸣,通过“与众不同”展示经久不衰的魅力,给受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其次,要重视塑造人性化的品牌文化。即重视顾客的不同需要,以顾客多样化的实际需要为导向,强化创造品牌的人性化意识,增强品牌的人性化含量。再次,重视塑造兼容性的品牌文化。由于文化渗透着意识形态属性,要形成国际影响和交流,还必须具有艺术的超越性,能够跨越区域、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异,最大限度地创造和揭示人类共同的美和善,注重运用“包含感情的,体现着人们对更加高级和更加完满的精神自由追求的感性符号”,塑造与不同文化、亚文化相兼容的文化品牌,以满足不同社会形态或文化背景中特定人群的心理预期,实现与国际公众有效的心理沟通。

  (四)着力推进形象由“他塑”变“自塑”战略

  应当承认,与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相比,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不够大,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他塑”而非“自塑”,“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国内文化发展上的“落差”、国际文化贸易上的“逆差”、国际文化形象上“反差”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变“他塑”为“自塑”,要能够自己说清楚中华民族“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要展示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展示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展示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展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总之,要以文化形象彰显良好的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

  (五)增强“合力”战略

  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实施主体上,政府与市场、社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的作用往往是刚性的、直接的,而市场、社会力量的作用一般是间接的、柔性的。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之所以强大,一方面来源于政府推动,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企业,具有强大的社会能量。因此,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上,我们既要重视“看得见的手”,又要重视“看不见的手”,既要重视政府的作用,又要重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我们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扬艺术民主和娱乐民主,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形成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合力”。

  过去我们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的主要是“中国化”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则是“世界化”的问题。如果说过去我们更多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化)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今后我们应开始研究中华文化世界化,即中华文化怎样成为世界主流文化。因此,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研究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策略问题。在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博弈中,巧用文化软实力策略,就可以用文化的方式占据道德价值、政治价值、精神价值的制高点,获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因此,我们今天强调“引进来”,更要强调“走出去”。我们“走出去”,不是搞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而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传播出去,把中国人民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主张传播出去,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为人类对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充分发挥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实现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软实力的提升助推中国这一全球大国的成长。

  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实施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有效实现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进一步提高对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认识

  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周期看待“文化软实力”问题,努力占据“真理”“规律”与“道义”的制高点。

  一是要实现“理”与“势”的结合,抢占大国博弈的“道义制高点”。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与中国历史上的“理”“势”关系十分相近。中国传统文化,常用“理”与“势”的框架分析历史。所谓势,就是成为一种现实的趋势,往往与现实性、必然性相关;所谓理,就是规律、原则、道理、理论,往往与合理性、应然性相关。中国古代智慧中,经常有“以理抗势”的观点,正确的理论框架则是实现“理势兼顾”,因为正确的理念对现实有引导作用。所以朱子在《四书集注》中既谈到“理势之当然”,又谈到“理势之必然”。在他看来,只有把历史之自然和理论之当然结合起来,历史才能向着人类理想的社会前进。

  在马克思看来,近代的整体历史,就是从以往缺乏相互交往的“历史”走向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进程,其本质就是“全人类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现代化”要求从古代植入现代,“全球化”讲的是“四方上下”。如果说现代化凸显的是传统和现代的对立,讲的是古今矛盾,那么全球化强调的则是用全球性覆盖地方性,讲的则是东西矛盾。即现代化讲的是时间,全球化讲的是空间。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多世纪以来,近代历史的大走势或者全球化所展开的历史特征就是,“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全球化其实是世界史上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如果说,这是全球化的“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是近代以来一直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之“势”,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把华夏文化之“理”(道)突出出来,并实现世界化,则是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当前,西方社会在金融危机后开始走上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中国举起了全球化的大旗。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古今东西问题的实质始终是文化问题。因此,就中国立场而言,针对现代化理论,我们强调古代智慧仍然具有现代意义;针对全球化理论,我们强调东方智慧同样具有普遍价值。即是说,在精神、价值层面,我们必须承认东西方文明都具有普遍性,正义、自由、民主、权利、个体、理性是普遍价值,仁爱、平等、责任、同情、共同体,也具有普遍价值。如果说,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文化的变迁具有西方化的特征,以至于福山竟然错误地得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结论,那么在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则可能是使西方的回到西方,使西方文化回到与东方文化相同的相对化地位。如果说,近代以来,我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转换,在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实践中取得了伟大成功,那么,今天我们则需要通过推进优秀华夏文化的世界化、现代化和主流社会化,而实现新的“理”“势”再平衡。

  二是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追求“理”“力”“利”的统一。在真理、道义,权力、力量,利益或财富这些要素中,要努力实现“理”“力”“利”的结合。苏共后期,其主要负责人“垄断”真理,从而造成了只有权力才产生真理、权力垄断真理、权力支配真理的恶果,使苏联社会主义建立在不正常、不正确甚至错误扭曲的基础上,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一巨大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深汲取的。

  (二)打造“文化软实力学”,为中国成为软实力大国提供理论准备和学理支撑

  价值的引领力、思想的影响力、产业的竞争力、产品和服务的原创力、空间的传播力,都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处于“量有余而质不足”的困境中,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掣肘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建构“文化软实力学”,为提升我国文化实力提供学理支撑。文化软实力学的建构,需要具备完善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能够改造“偏见”地图,打造“好感”地图,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要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好声音。提高软实力,要国际讲故事。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东西南北差异巨大。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故事,完全可以给世界提供丰富的经验。所以,中国经验对于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过,中国大陆很大,但是讲得好的故事却很少,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应该鼓励更多有智慧的人来讲中国故事。所谓讲故事,就是少用抽象的概念,多讲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准确而又生动地理解。首先是讲清楚中国特色。要通过软实力建设,让世界认识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选择,不是权宜之计;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目的是合作共赢,不是威胁对抗;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道路,不是经济扩张、资源掠夺、损人利己之路;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不是谋求争霸称霸;中国不仅是人类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塑造者、建设者。其次是实现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表达。要重视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和惯例,重视西方人的关注点和兴趣点。再次是将技巧根植于真实的基础上,注意在讲述中加入个体叙事,讲百姓的故事,讲述方式要接地气,要有自信。不论是宏大叙事还是个体叙事,只要是在制度自信的前提下真实呈现中国治理的多元现实和成就,这样的中国故事就容易具有感召力。

  二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引领力,就是一种价值认同与引导。除了面对国内受众,也要重视在全球范围的价值引领。一方面要避免对国际市场过度迎合,另一方面要防止在国内市场的急功近利。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灵魂。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宣传和阐释中国梦,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发,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使其越来越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三要努力展示华夏文明的独特魅力。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在这里,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四要努力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的内在核心,是指精神文化,而外在形式则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高度重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追求有文化的经济和有经济支撑的文化发展,要靠充满魅力的文化产品和富有市场拓展能力的文化企业来实现。要把文化融入国民经济的体系中来,融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要不断促进高新技术和文化内容的紧密结合,积极发挥大众文化的天然优势,善于运用电影、电视、音乐、网络等传播媒介,扩大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

  (三)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争夺话语权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的战略制高点。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话语即权力”。话语权在谁手里,谁就会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影响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中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一是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注重引进和创新先进的传播手段,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现代传播能力,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二是要加快发展文化对外贸易。经验表明,文化“卖出去”比“送出去”效果要好得多,只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国际市场被实实在在地消费,中国文化才能真正“走进社会主流人群”,才能真正发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对从事对外文化贸易的国内文化企业,国家应该在产业政策、项目审批、外汇管理、财政支持力度、投融资渠道以及税收政策等方面应予以优惠,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吸引外商投资于法律法规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引导他们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另外,中国也要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市场规则的制定和重塑,减轻或消除世界文化贸易的壁垒,促进各国各民族文化自主、平等地交流。

  三是要在交流互鉴中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文化展示中,必须将文化的精华和最具魅力的要素呈现出来,关注文化价值,表达我们的文化对人类普遍价值的思考和理解,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休戚相关的共同情怀,切实把握住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

  (四)加快网络文化发展,掌握网络文化领导权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经说过,“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网络文化发展和掌握网络文化领导权。在信息社会,谁掌握了网络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主导权,谁就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广大受众的话语权。强大的资料库功能使网络传播占据了信息交流的制高点,而多点分众传播则进一步加强了网络传播的泛在效应。“整个世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因素,乃是20世纪80年代起进行的信息主义再建构的过程,它加速、引导与塑造了信息技术范式,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在马特尔看来,“总体来看,虚拟经济领域里文化与信息的变化将成为21世纪的重大事件”。如何引导网络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大力发展信息文化产业,同时又注重网络信息资源建设。文化领导权建构的过程,就是其合法性建立的过程,也是获得自愿追随权威的过程。按照葛兰西的理解,领导权的取得是通过“赢取积极的认可与信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文化执政理念,提升文化治理能力,提升对网络文化的引导能力。

  (五)重视国家非传统文化安全观,维护国家文化主权

  当前,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呈现出传统文化安全观与非传统文化安全观交织的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文化资源安全问题突出。过去,我们的文化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安全。在今天的全球信息化时代,由网络新媒体引发的舆情危机已经成为非传统文化安全观的主要形态。所谓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观,主要是一种基于文明视角的安全形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以颠覆意识形态为唯一内容的狭隘安全观,是一种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广泛涉及一个国家文明传承、文化发展和文化认同的安全观。在这个意义上,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冷战与今天以网络与文化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热战”是完全不同的。在约瑟夫·奈看来,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是腐败前苏联的“特洛伊木马”。而今天,美国的大片、薯片、芯片的作用,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文化不仅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变量,还使国家文化安全走到历史的台前。我们要重视网络信息化引发的文化安全观的变化,采取有力的措施,更好地维护国家文化主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是对文化软实力作用的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表达,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中深入领会,树立文化自信,不断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积极构建“文化软实力学”,为中国的大国崛起与中国梦的实现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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